现在我们接着前面的内容继续讨论社会调查与研究中的伦理
与政治议题。除了针对调查对象、研究对象的伦理原则， 我们还有针对共同体的伦理原则。
都是研究所，都是调查人员，我们有哪些原则呢？第一，
知会原则。要知会你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的。
你要把所有能公开的信息都要公开，尤其是信息来源、数据来源。
除此以外呢，分析手段也要公开。
要告诉学术共同体，你采取了什么样的分析方法、用了什么样的数据才获得这样的结论。
读者同样也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他要从你这里获得知识的。
你同样还要把你的研究缺陷告诉大家，把负面的 发现告诉大家，把你意外的发现告诉大家。这些都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举两个例子，都是有争议的例子，大家自己可以做判断，也可以参考既有的判断。
第一个例子是研究同性恋行为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公共厕所的同性恋行为。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初期在北京的一项研究。研究对象呢是同性恋者。
研究的内容是发生在公共厕所的同性恋行为。
研究的设计是参与观察， 让研究者假扮同性恋者混入到同性恋群体中，
参与同性恋者在公共厕所的性行为活动。
但是呢，研究者只是望风者。
有两个人在公共厕所实施性行为，一个人在厕所外望风。
所使用的场所是公共场所。研究者通过望风活动 实地观察同性恋者的角色扮演性行为。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要跟踪同性恋者，进一步了解他们未来性伙伴的发展模式。
一个同性恋者要么是0，要么是1，一定会有角色扮演， 要么扮演女性，要么扮演男性。
我们有兴趣的问题是，同性恋者的性行为会跟正常人的性行为一样
保持某种模式的性伙伴关系，还是有特定的模式呢？
通过参与观察我们获得了数据。通过分析数据呢，将研究结果发表了。
这样的研究结果违背了研究伦理吗？我的观察是，
既违背了我们针对研究对象的伦理，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你是冒充的同性恋同志，
也违背了针对共同体的伦理，因为你在发布研究结果的时候，
并没有说你冒充同志充当望风者才获得了数据。
这个例子说明，针对如此难以获得数据的人类社会现象，人们很容易忽视研究伦理。
而违背研究伦理呢，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再讲一个典型的有争议的研究。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这个实验后来确认是违背了研究伦理。不过， 最初呢大家欢呼雀跃，那就是Stanley
Milgram的电击实验，又叫权力服从实验。
实验的设计前面已经做过简要的介绍，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讨论的是研究伦理。
当初在耶鲁大学接受实验的人，过了几十年回头再看这项实验的时候， 有的人还有心理阴影，甚至心理创伤。
开始时人们认为研究结论是非常科学的。
很多人认为这项实验设计简直就是天才的设计。
后来人们渐渐的发现这是违背了人类社会伦理的研究设计。
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议题就简要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讲讲政治议题。
其实在伦理中，我们就已经隐约地感受到了政治议题。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还是要做一些区分。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伦理总是与政治关联在一起。对研究而言，
通常研究的过程大多数都会涉及到伦理，比如说，刚刚收集数据的过程， 主要涉及到伦理问题，不涉及到政治问题。
这是因为与调查对象或者研究对象打交道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
在设计阶段呢，通常极少直接与调查对象或者研究对象打交道。
在数据分析阶段呢，也很少直接与调查对象或者研究对象打交道。
真正与调查对象或者与研究对象打交道，
那就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只要涉及到直接打交道，就会涉及到伦理问题。
这并不是说其他阶段就没有伦理问题了，比如分析阶段的 隐私泄露啊，就是伦理问题。而是说在研究过程中，
伦理问题最凸显。研究的结论和应用更多涉及到的是政治议题。
举一个例子，一项针对中国居民对医改满意度的调查。
到底是要尊重客观事实，还是要尊重权威，
就是一个政治议题。每一个科学家都知道要尊重客观事实。
可客观事实不一定就能促进社会福利的最优化。
这就是在真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理与权力之间永远都有张力。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
不同人种在行为取向上的确受到生物因素的影响。
在美国，这样的文章就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文章是发表不了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美国有，世界各国都有。
除了权力与真理之间的张力以外，在社会科学中，另一个普遍存在的政治议题 就是客观性与意识形态的张力。
理想的状态是研究者要做到价值中立。
我们看Stanley Milgram的实验，看起来的确是价值中立的。可是， 实验正好发生在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被处决后的一年。
解读这个实验的人就推测，实验是有意识形态问题的。
不过，对初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尽管我们无法避免客观性与意识形态的冲突，
但是，尽量做到在选题的时候体现自己的价值选择， 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做到客观，这是我们的方向。
譬如在某个研究议题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相抵触的时候，你可以不做。
但是一旦选定了某个题目，则需要尽可能的按照客观性原则，
寻求社会现象的客观。当然有一些议题原本就携带着意识形态，比如说，
民族、种族、性别议题，原本就携带意识形态性。
再比如，毒品、艾滋病。这是我做过多年的一个主题。
两类人群，大家都知道，歧视在这两类人群中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有一次，我甚至被攻击的无言辩驳。不是说我没有话可说，我实在不想说。
有一次在联合国禁毒所的会议上讨论艾滋病的感染问题。
参加者中呢，就有同性恋感染者。
原本要讨论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同性恋者有洁净的性生活，
安全的性生活，以避免艾滋病的传播。可是在讨论中呢，部分参与者
根本就不讨论技术性问题，直接指责说，你们对同性恋者有歧视，因为提出这个议题就是歧视。
类似于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讨论客观性呢， 就被意识形态的选择给拒绝了，就已经
直接上升到意识形态，上升到政治问题了。
因此只要大家开始做研究就会遇到类似的难题。
从现在开始就要有心理准备，就要有选择。
对于政治议题，不可能像研究伦理那样有对和错的标准。
我们不能强求作为研究者应该采用某个意识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不过呢，在科学研究中， 避免意识形态对研究活动客观性的干扰，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有的
基本素质。除此以外，有些时候社会科学研究卷入政治议题
也可能是被动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研究结果都有可能 被运用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不是研究者希望怎样，
而是研究结果一旦发布，研究者就无法控制其应用了。
因此，在进行研究或发布研究结果之前， 研究者需要尽可能的预料到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比如针对黑人群体的生物社会学研究， 无论是怎样的研究结果都有可能被多种政治力量利用。
社会科学研究或研究结果有多种被利用的方式。
最常见的就是被政治集团所利用。无论这样的利用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智囊机构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理论上都有意识形态主导的嫌疑。
同样常见的就是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用，管理类的研究理论上都属于这一类。
还有其他的利用。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 还是研究的结果，目的原本是为社会服务的，
是被利用的。我们这里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政治， 并不意味着要把社会科学研究变成圣洁之物，
而是强调尽量避免让社会科学研究或者研究结果为少数人利益服务，为权力服务。
下边我们做一个简要的小结。科学研究， 无论是针对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
都会面对伦理与政治问题。
在自然科学中，克隆人就面对严峻的伦理议题。
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与政治议题 可能会更加突出一些。这是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人群利益的损与益。
那么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呢？ 那就是，对调查对象没有直接损害，
对恶没有直接促进，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 通过研究或者研究结果强加于他人，保持中立。这是底线。
如果北京大学的学生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社会科学就没有希望了。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谨记。我也跟大家共勉。
这就是这一小节的内容。最后，我们对这一周的内容做一个归纳。
我们大概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讨论了社会现象。社会现象是以人群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的。
它是集合了人群的建构属性的一个过程，或者是集合了建构属性的一个后果。
听起来很抽象，现在不容易理解，不过没关系， 在这一门课结束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了。
第二，社会现象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理解是可以感知的，理论上也是可以测量的，
但做重复检验是有困难的。对此，我们可以从社会现象的属性上、特征上来理解， 也可以从研究上来理解。
第三，人类始终在努力用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假设-检验”的方法
来研究社会现象。需要知道的是，社会科学的检验与自然科学的检验有所不同。
自然科学更多使用的是重复检验，社会科学更多使用的是假设-检验。
影响差异的因素不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偷懒， 是因为社会科学家没有找到重复的社会现象，这是难题。
第四，社会调查其实 只是社会科学努力的一个环节，获得数据的环节，
一个阶段。它的上游呢，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它的下游呢，是对社会科学假设理论的检验。
最后， 与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社会现象主体也就是人群的能动性，
以及社会现象变化的速度以及易变性，使得社会现象的稳定性极差。
不仅让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上面对诸多难题， 还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
人类社会自身，进而还面对着更多 更复杂的伦理与政治议题。这周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邱泽奇 （Qiu Zeqi）教授 (Professor)
